临沂烟花爆竹是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一种文化。

为什么有烟花爆竹?为什么烟花爆竹能成为一种文化现象?可能是很多人，甚至乎我们花炮业界人士都还很模糊的概念。著名的民俗艺术家赵书先生曾在09年有关烟花爆竹“禁与放”的大讨论中有过一种理解。为什么有烟花爆竹呢?因为这是老百姓的时间生活，时间是没有声音的，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为了使所有的人共同度过一个庄严的时刻，对人一生或者是一年有作用的时刻，得用有声音的、有形象的这么一种文化现象，让我们全体人同时觉得新年来了，才能加强我们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

声响就是一个闹钟，激醒“沉睡”中的人们，加深时刻的印象。击钟、鸣鼓在历史中太多的重要时刻和场景中出现，却难于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平常的家有喜事、重要时刻于是就有了烟花爆竹的出现，成为了一种“家仪式”文化符号，一种民俗。从爆竹到烟花也体现出了有声到有声有色的过渡与进步。

时下，不少人”蹬脚发言”：烟花爆竹伤害性太大，伤人伤财还伤环境，是陋习，需禁放需摒弃。

民俗是一种精神文化，只有地域性的差别和时间差别。并无好与坏之分，良与陋之别。文化既然得以传承，一定有其正向的一面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加强理解才能更好的尊重民俗文化。有负面因素就禁就弃，完全出于人的懒性思维。提高全民族享受花炮文化的文明水平才是当务之急。

与此同时，经济与技术的飞速发展，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对滞后。给文化艺术带来了很大的不适应。现代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《断裂的年代：20世纪文化与社会》中描绘了这种“怪象”：以通信技术和复制技术为核心力量的技术革命，促使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需要学会如何适应这一转变。音乐“基本独立于音乐家的创造性和技巧”，视觉艺术摒弃手工创造，陷入感官与感觉的世界，作品更多成为产品。工业文化流水线生产出“不是需要单独集中注意的产品”，而是一个“虚拟世界”，具体的舞蹈让位于一时的激情，漂亮的建筑让位于暧昧的城市，演员莫名其妙的“个性”胜过演技，文化需要的不再是具体的杰作，而是一整套时时嚣骚的背景声响。文化与生活，审美与消费，身体与精神，藩篱一一拆除殆尽，“艺术不再是好与坏的标准”，文化沦为自我满足的精神甜品。

现如今，花炮生产正进行着“工业化革命”，花炮企业生产效率呈几何倍数增长。花炮销售环节严格遵循“利润规律”。花炮文化传承者们陷入了“逐利漩涡”。在追求眼下利润的道路上“不辞劳苦”。而利润永远只承认“最大多数人认可的产品”，所以更多的花炮工厂开始追寻“公共汽车”式的产品，期待对所有人一网打尽。加上销售市场追求高利润低成本的根性，自然使得花炮产品趋于同质化。一味的迎合市场需求，过度的包装，完美的“身型”，让花炮“气质尽失”、“内涵全无”，严重的偏离了花炮情感与艺术的本质。可实际情况更为糟糕，生产效率越高，盈利率越低;越想迎合市场，市场认可度越差。这完成是花炮生产与销售企业在心甘情感地“自我阉割”，千年花炮文化正接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
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.布迪厄曾说：短期盈利的文化生产逻辑是对文化的一种全盘否认，因为文化往往要求一些没有回报，回报不肯定，常常是身后才回报的投资。

　　临沂烟花爆竹走入21世纪，做为花炮文化的传承者，我们又该如何脱离窘境呢?“迷途的羔羊”不能更沉迷于眼下的嫩草，要投头开始寻找“回家的路”了。